邓洪波:书院改革高潮时期及戊戌书院改制

书院改革高潮及戊戌书院改制

邓洪波



甲午战争之后,人们普遍认为,“时局日急,只有兴学育才为救危之法”,而“整顿书院,尤刻不容缓,此省先变,则较他省先占便利,此府先变,则较他府先占便利”。[1]在这种心理指导下,书院改革在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(1896-1898)形成了一个高潮。当时朝野齐动,提出了好几套改革方案,而且每套方案都指导书院进行了改革实践,使得全国新旧书院都加入到了改革的队伍中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正是改革的蓬勃生气,促成了晚清书院的高速发展。

甲午战争之后提出的书院改革方案,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三种,即变通章程整顿书院、创建新型实学书院、改书院为学堂。兹按时间先后分述如下。

第一种方案改书院为学堂,它是最先上报朝廷的一个方案,由顺天府尹胡燏棻(yù )提出,时在光绪二十一年(1895)闰五月,见其《变法自强疏》。此疏十条,其中第十条为《设立学堂以储人才》,其称:泰西各国人才辈出,其本其源皆在于广设学堂,不仅商、工、医、农桑、矿务、格致、水师、陆师皆有学堂,而且女子、聋哑也受教育,“以故国无弃民,地无废材,富强之基,由斯而立”。反观中国,虽然各省也设立书院、义塾,制亦大备,但于八股、试帖、词赋、经义之外,一无讲求,又明知其无用,只因法令所在,相沿不改,“人材消耗,实由于此”。因此,他建议:“特旨通伤各直省督抚,务必破除成见,设法变更,弃章句小儒之习,求经济匡世之材,应先举省会书院,归并裁改,创立各项学堂。……数年以后,民智渐开,然后由省而府而县,递为推广。将大小各书院,一律裁改,开设各项学堂。”[2]这是一个在省会先行试点,再由省而府而县,自上而下,渐次推广的方案。或许,朝廷忙于割地赔款,此议当时并没有引起重视。

光绪二十二年(1896)五月初二日,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上奏《推广学校以励人才折》,重提改书院为学堂,其称:

惟育才之法匪限于一途,作人之风当遍于率土。臣请推广此意,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。府州县学,选民间俊秀子弟年十二至二十者入学,其诸生以上欲学者听之。学中课程诵《四书》、《通鉴》、《小学》等书,而辅之以各国语言文字,及算学、天文、地理之粗浅者,万国古史近事之简明者,格致理之平易者,以三年为期。省学选诸生年二十五以下者入学,其举人以上欲学者听之。学中课程,诵经史子及国朝掌故诸书,而辅之以天文、舆地、算学、格致、制造、农桑、兵、矿、时事、交涉等书,以三年为期。京师大学,选举贡监生年三十以下者入学,其京官愿学者听之。学中课程,一如省学,惟益加专精,各执一门,不迁其业,以三年为期。其省学大学所课,门目繁多,可仿宋胡暖经义、治事之例,分斋讲习,等其荣途,一归科第,予以出身,一如常官。如此,则人争I磨,士知向往,风气自开,技能自成,才不可胜用矣。
或疑似此兴作,所费必多。今国家正值患贫,何处筹此巨款?臣查各省及府州县率有书院,岁调生徒入院肄业,聘师讲授,意美法良。惟奉行既久,积习日深,多课帖括,难育异才。今可令每省每县各改其一院,增广功课,变通章程,以为学堂。书院旧有公款,其有不足,始拨官款补之。因旧增广,则事顺而易行;就近分筹,则需少而易集。[3]

为了保证改书院为学堂成功,他又提出了设藏书楼、创仪器院、开译书局、广立报馆、造派游历等五条“与学校之益相须而成”的办法。这个方案受到重视,上报当天就由皇帝批给总理衙门讨论。总理衙门认为,“外间各省书院,亦多有斟酌时宜,于肄业经古之外,增加算学制造诸课者。”“如内地各府县绅者闻风,自可由督抚酌拟办法,或就原有书院量加课程,或另建书院肄业专门。”[4]这表明,总理衙门不支持这个方案,但仍然通报各省讨论。

改书院为学堂的方案实际上就是改制,改书院之制为学校之制,是三个方案中最激进的。虽然总理衙门不支持,但在地方得到了一些响应。光绪二十四年(1898)二月,谭嗣同在家乡浏阳就有将城乡六书院及新设的算学馆合而为一,改建学堂于县城之议。[5]但议而未决、未行,谭嗣同即死难于北京。五月十六日,贵州巡抚王毓藻奏称:他已将省城贵阳学古书院改为经世学堂,“延算学一人教习,择娴习西文西语一人副之”,由贵阳府知府选生监40人肄业其中。但“其聘山长,委监院管理如故”。[6]学堂设山长、监院、教习、副教习,虽然教算学、西文西语,但与书院无异。可见,王巡抚所改之学堂,实非李侍郎设计之学堂。也就是说,在戊戌改制之前,改书院为学堂的方案基本上是处于一种无人响应的状况。

第二种方案设置新型实学书院,光绪二十二年(1896)四月二十二日,由陕西巡抚张汝梅、学政赵维熙共同提出,其称:

世运之升降,视乎人材;人材之振兴,资于学校。书院者,所以辅学校之不逮也。陕西为文献旧邦,名臣大儒史不绝书,我朝教泽涵濡二百余年,尤称极盛。近经兵燹之余,元气未复,而关中宏道、味经各书院肄业诸生,多能讲求实学,研精典籍。盖陕人心质直而气果毅,贫不废读,故易于有成。惟其所服习者,经史之外,制艺、诗赋而已:明体或不能达用,考古或未必通今。迩来时局多艰,需材尤急,自非储其用于平日,万难收其效于临时。

兹据书院肄业举人邢延荚、成安,生员孙澄海,张象咏等联名呈恳自筹款项,创建格致实学书院,延聘名师,广购古今致用诸书,分门研习,按日程功,不必限定中学西学,但期有裨实用,如天文、地舆、吏治、兵法、格致、制造等类,互相讲求,久之自能洞彻源流,以上备国家之采择。……臣等商酌办理,敦请博通今古,体用兼备之儒主讲其中,分科学习,严订章程,总期不事空谈,专求实获,庶仰副圣主崇尚实学之至意。[7]

与改学堂和变章程不同,这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方案。次年七月,浙江杭州亦在敷文、崇文、紫阳、学海、话经、东城六书院之外,另设求是书院,兼课中西实学,[8]成为一个成功的范例。历经演变,求是书院发展成今日之浙江大学。

第三种方案变通章程整顿书院,由山西巡抚胡聘之、翰林院侍讲学士秦缓章相继提出,时在光绪二十二年(1896)六至八月。胡聘之在六月上《请变通书院章程折》,明确反对裁改书院为学堂,认为此举,“眩于新法,标以西学之名,督以西士之教,势必举中国圣人数千年递传之道术而尽弃之,变本加厉,流弊何所底止。”但书院不整顿也不能适应社会需要,因此,他提出了自己的方案,其称:

方今外患迭起,创巨痛深,固宜有穷变通久之方,以因时而立政,但能不悖于正道,无妨兼取乎新法。顾深低新学者,既滞于通今,未能一发其扃钥;过尊西学者,又轻于蔑古,不惮自决其藩篱。欲救二者之偏失,则惟有善变书院之法而已。
查近日书院之弊,或空谈讲学,或溺志词章,既皆无裨实用,其下者专摹帖括,注意膏奖,志趣卑陋,安望有所成就。宜将原设之额,大加裁汰,每月诗文等课,酌量并减,然后综核经费,更定章程,延硕学通儒,为之教授。研究经义,以穷其理,博综史事,以观其变。由是参考时务,兼习算学,凡天文、地舆、农务、兵事,与夫一切有用之学,统归格致之中,分门探讨,务臻其奥。此外,水师、武备、船炮、器械,及工技制造等类,尽可另立学堂,交资互益。以儒学书院会众理以挚其纲维,而以各项学堂操众事以效其职业,必贯通有所宰属,然后本末不嫌于倒置,体用不至于乖违。[9]

按照整顿方案,胡聘之对晋省省城令德书院进行了包括另订条规、添设算学、广购新学西学书籍等内容的变通性改革。他认为这种变通章程的做法,“不惟其名惟其实,不务其侈务其精,收礼失求野之近效,峻用夷变夏之大防,学术愈纯,人才日众,庶几自强之道,无在外求矣”。比胡炳菜等人的改制方案要好,请旨伤下各省详议推行。
八月二十四日,秦缓章所上整顿书院方案,包括课程、师资、经费等内容,更为详尽,兹引如下:

国势之强弱视乎人才,人才之盛衰系乎学校。欲补学校所不逮而切实可行者,莫如整顿书院之一法。各省书院之设,每府州县多或三四所,少亦一二所;其陶成后进为最多,其转移风气亦甚捷。整顿书院约有三端:

一曰定课程。宋胡暖教授湖州,以经义、治事分为两斋,法最称善。宜仿其意,分类为六:曰经学,经说、讲义、训话附焉;曰史学,时务附焉;曰掌故之学,洋务、条约、税则附焉;曰舆地之学,测量、图绘附焉;曰算学,格致、制造附焉;曰译学,各国语言文字附焉。士之肄业者,或专攻一艺,或兼习数艺,各从其便。制艺试帖未能尽革,每处留一书院课之已足。
一曰重师道。书院山长必由公举,不论爵位年岁,惟取品行端方、学习渊博,为众望所推服者;其算学、译学,目前或非山长所能兼,则公举诸生中之通晓者各一人,立为斋长分课之,而仍秉成于山长。省会书院规模较广,山长而下兼设六斋之长,分厘列舍,与诸生讲习其中。

一曰核经费。各属书院,或田亩,或公款生息,或官长捐廉,或绅富乐助,皆有常年经费,即或僻陋之区容有不足,就本地公款酌拨,亦属为费无多。此整顿书院之大概章程也。

盖经学为纲常名教之防,史学为古今得失之鉴。掌故之学,自以本朝会典、律例为大宗,而附以各国条约等,则折冲蹲姐亦于是储其选焉。舆地尤为今日之函务,地球图说实综大要。其次各府州县,以土着之人随时考订其边界、要隘、水道、土宜,言之必能加详,再授以计里开方之法、绘图之说,选成善本,尤能补官书所未备。算学一门,凡天文、地理、格致、制造,无不以此为权舆。译学不独为通事传言,其平日并可翻译西学书籍,以资考证。若夫武备、水师、机器、矿务等学堂,则必于江海冲要之地,都会繁盛之区,统筹大局,以次振兴,固非书院之所能该,而其端实基于此。[10]

这个方案当天就经军机大臣交礼部复议应请一并通行各省督抚学政,参酌采取。到九月,礼部认为所议各条“实事求是起见以扩旧规而收实效。”

变通章程,整顿书院的方案下发各地后,各地纷纷响应,如光绪二十二年(1896)八月,江西巡抚德寿就依胡聘之之制,裁减南昌友教书院童生课卷名额,移设算科,延请算学教习二人,招算学生徒18人肄业。[11]次年六月,长沙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根据礼部议复的秦缓章方案,发布《月课改章手谕》,设立算学斋长、译学教习,定额招算学50名,译学40名肄业,开展数学与外语教学。[12]其它如云南昆明经正书院设算学馆,云南各州县旧有书院添课算学;江苏金陵惜阴、文正两书院改考西学,议定课程条规;苏州正谊、平江两书院改订课章,添设西学一课;广西桂林经古书院添设算学一门,课以四季,每季由书院监院bT请抚宪命题考试,问以算数、算理、天文、时务四项。[13]凡此等等,都是各地书院响应改章之举。由此可见,其影响甚大。

以上三种方案,朝廷一并通行各省督抚学政,参酌办理。于是,各地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执行,在光绪二十三年掀起了一个改革高潮。以湖南为例,省城校经书院改章,推广新学,添置光电化矿仪器、设置算学、舆地、方言学会,刊印《湘学新报》。岳麓书院订购《时务报》,月课改章,加课算学、译学。新设时学堂,中文总数习梁启超创造性地提出,“兼学堂书院二者之长,兼学西文者为内课,用学堂之法教之,专学中学不学西学者为外课,用书院之法行之”,功课则分中学、西学两门,全盛时有学生200余人,湖南省风气为之巨变。受省城书院改革的影响,湘省各地书院纷纷改章,如宁乡玉潭、云山书院仿岳麓新章,以方言、算学课士。常德德山书院,新定《学算生童课章》,改课算学。其他如浏阳县南台、狮山、洞溪、浏西、文华、文光六书院,沉州沉水校经书院,岳州府岳阳、慎修两书院,武冈州鳌山、观澜、峡江、青云四书院以及希望精舍,衡山县雯峰、集贤、观湘、研经四书院,平江县天岳书院,永明县镰溪书院,皆以经义、史学、时务、舆地、算学、方言六门课程变通讲学,设立讲会,风起云涌。人称新学之兴,于斯为盛,[14]书院改革作为新政的主要部分,在湖南形成高潮。

戊戌书院改制

戊戌维新运动

各地书院改革进入高潮之时,朝廷推出了戊戌维新运动。光绪二十四年(1898)五月二十二日,光绪皇帝完全采用康有为七天前在《请伤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》中提出的激进办法,发布上谕,限令两个月之内,将全国大小书院改为兼习中学、西学之学校,上谕称:

前经降旨开办京师大学堂,入学肄业者由中学、小学以次而升,必有成效可睹。惟各省中学、小学尚未一律开办,总计各直省省会及府厅州县无不各有书院,着各该督抚督伤地方官各将所属书院处所、经费数目,限两个月详复具奏,即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,一律改为兼习中学、西学之学校。至于学校阶级,自应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,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,州县之书院为小学,皆颁给京师大学堂章程,令其仿照办理。[15]改制令下,各地奉旨执行,是为戊戌书院改制。兹将各地所改书院辑录成表6.14。

戊戌变法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(1898. 6. 11)光绪皇帝下明定国是诏开始,到八月初六日(9. 21日)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止,历时103天,史称百日维新,时间很短。戊戌书院改制,则从五月二十二日开始,八月初四日以后即不见记载,时间就更短,只有几十天就结束了。然而,真正宣布停止书院改制还要等到九月三十日( 11. 13),西太后下达申明旧制郎旨的那一天。当时,因礼部“奏各省书院请照旧办理,停罢学堂”,懿旨准奏,其称:

书院之设,原以讲求实学,并非专尚训话词章,凡天文、舆地、兵法、算学 等经世之务,皆儒生份内之事,学堂所学亦不外乎此,是书院之与学堂,名异实 同,本不必定须更改。现在时势艰难,尤应切实讲求,不得谓一切有用之学非书院所当有事也。将此通谕知之。[17]

到光绪二十五年(1899湖南巡抚俞廉三上奏,将红火一时的时务学堂改为求实书院,[18]戊戌书院改制算是最终以失败而告结束。


注:

[1]林增平、周秋光编《熊希龄集》上册,第49页。

[2]清·胡燏棻《变法自强疏》,见朱有瓛(huán)《中国近代学制史料》第一辑卜册,第473~ 485页

[3]见邓洪波 编《中国书院史资料》第1982页。

[4]《总理衙门议复左侍郎推广学校折》,见邓洪波 编《中国书院史资料》第1985~1986页。

[5]清·谭嗣同《改并浏阳城乡各书院公启》,见邓洪波编《中国书院史资料》第2001~ 2002页。

[6]见邓洪波编《中国书院史资料》第2469页。

[7]清·张汝梅等《陕西创设格致实学书院折》,见邓洪波 编《中国书院史资料》第2249 ~2250页。

[8]清·廖寿丰《请专设书院兼课中西实学折》,见邓洪波编《中国书院史资料》第2157~2158页。

[9]清·胡聘之《请变通书院章程折》,见邓洪波编《中国书院史资料》第1987 1989页。

[10]见邓洪波编《中国书院史资料》第1989 1990页。

[11]清·德寿《奏酌裁友教书院童卷移设算科折》,见邓洪波编《中国书院史资料》第199 2~1993页。

[12]《岳麓书院院长土先谦月课改章手谕》,见邓洪波编《中国书院史资料》第2014~2016页。

[13]见邓洪波编《中国书院史资料》第2016~2019页。

[14]以上湖南各书院改东,参邓洪波编《中国书院史资料》第1993 ~2016页。

[15]见邓洪波编《中国书院史资料》第2470页。

[16]参见邓洪波编《中国书院史资料》资料第2469~2482页。

[17]见邓洪波编《中国书院史资料》第2486页。

[18]见邓洪波编《中国书院史资料》第2488页。


——见《中国书院史》,邓洪波 编着,上海东方出版中心,2004年7月出版

(图片来自网络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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